【台南訊】大學四年裡可以做什麼？何妨叛逆一些、尋求興趣、認命些，抱著些許傻勁，別太計較短期回報，將國小到高中期間逐漸喪失的野性動力找出來，在校園知識寶庫裡盡情尋寶。中央研院究院院士朱敬一，10月20日受邀到成功大學與師生分享個人經驗，啟發新思維，引導聽眾另類思考。

2015成大研發論壇「看見成大．卓越領航」系列第八場次，結合通識教育中心「通識領袖講座」於成大成杏校區成杏廳舉行，邀得朱敬一院士蒞校演講--「小校園裡開展狂大想像」；朱敬一院士演講向來精彩，會場近600席位幾無虛席，成大校長蘇慧貞、副校長黃正弘、副校長陳東陽等亦主管亦到場聆聽。

朱敬一院士從「四個故事」談「小校園裡開展狂大想像」。第一故事談1922年物理諾貝爾得主Bohr的故事，第二個是朱敬一院士自己的經驗，第三談台大領導學程「登山募款」引發的爭議，第四「從黃春明到木心」談圓融圓穿的人文世界。

Bohr大學時考試有一題目「設有一誤差無限小的氣壓計」，要如何用它測量一棟樓的高度。Bohr答案，誤差無限小的氣壓是不存在，若有是稀世珍寶，可以拿此珍寶去找校長，賄賂校長，再請校長告訴正確答案，結果得零分。經Bohr抗議後得到補考機會，監考教授給30分鐘，要求一定要使物理學專業知識，25分鐘後他未寫一字，主考官上前安慰，Bohr竟說「別吵我，一大堆答案，不知寫哪一個」。5分鐘後提出3個不同答案。主考官問說，難道不知我們期待的標準答案為何？Bohr說，當然知道「樓頂、地面氣壓差、聯立求解」，可是我就是不喜歡寫你們想看的答案。

朱敬一院士指出，Bohr「不喜歡寫出你們想看的答案」就是叛逆；台灣國立大學的學生，從小到大寫的答案，大概都是老師想要的答案，很少會故意寫不一樣的答案，雖然答案可能會是對的。Bohr若在台灣應該是活不下來的。

朱敬一院士認為，多數人的叛逆性從國小到高中逐漸被壓抑，大學是重新活過來的機會；他強調自己所指的「叛逆」是對知識保持好奇、狐疑、不視為理所當然，是在「小校園裡開展狂大想像」。

朱敬一院士說自己是個叛逆、頑皮的人，考大學時填志願，當時很多人將台大商學院國貿組填第一志願，他就偏偏填為最後一個志願，遇到台大國貿的人心裡就會偷偷的想，你的第一志願是我的最後一個志願，心裡就感到很開心。

很多人強調要有生涯規劃，朱敬一院士說自己從小到大沒做過生涯規劃，也不相信生涯規劃，最討厭「不要輸在起跑點」這句話，向來認為人生沒有起跑點也沒有終點；為此，還創了一個順口溜－「大學要大，小學要小，第二名常比第一名好」。

大學要大，因為大學是人生開始「廣」的時候，高中以前所有的教育都是通識教育，大學一開始也常是通識，學通識要在非常廣闊的環境，要念數學就有數學、念生物就有生物。朱敬一院士說，自己反對大學一開始就非常的專業。第二名常比第一名好，是有道理的，因為第二、三名通常較有叛逆性。

朱敬一院士說，自己看書算是看得多，但向來是為興趣而看，很少為特定目的讀書，除非是為了做研究。也不鼓勵學生「培養讀書的習慣」，讀書是興趣，不是逼得要搞成習慣，成為興趣才會永續讀書。有人說「讀書要讀完」，自己也很不認同，若是一本爛書根本讀不完，怎能因為要讀完的宗旨而勉強讀完，那是奴隸。自己的想法是永遠去做有興趣的事，不要以強迫的方式去讀書；自己的學習的過程是叛逆、興趣、沒有生涯規劃、認命，有點傻勁。

朱敬一院士在演講中也提及「胡思亂想」的重要，為何猴子「朝四暮四」好於「朝三暮四聽」、孔雀是很容易被掠食的禽鳥，但為何公孔雀還要揹個大「屏」，怎會演化出不利逃避獵食者的特徵，經濟學家提出一套理論，公孔雀為吸引母孔雀，要在傳遞出我很壯的訊息，遂以自我殘害到某一程度的方式來表現--既使揹個不利逃跑的大屏都不會死。生物學、經濟學有許多互通處，互通需要叛逆思考，才能去發掘許多好玩的地方。

台大領導學程「登山募款」，引來很大爭議；朱敬一院士也很不然為，學生募款說「不必諱言，我們這群人，若干年後會成為台灣未來領袖」，哪有人會說自己未來是領袖！？何況，該學程教育部已有補助，而且課程內容外包。教授最後出面緩頰說「學生企劃畫寫得不好，是要向企業家募款，不是要向社會募款；學生已得到教訓」。

朱敬一院士質疑，只有企畫書寫不好，其他都好？不是向社會募款，而是向企業家募款，但登山與向誰募款有什麼關係；該事件學生已得到教訓，但教授呢？

朱敬一院士指出，台大「領導學程」出了差錯，領袖養成的人文環境，必需是一個正常人的社會，非「菁英」環境，如此才能發展出健康的人文關懷；身為領袖要知道如何為正常人、如何與一般人相處。

現今的大學都很強調通識，台大1994、1995年開始檢討通識課程，當年的通識課程開設了「寵物保健」、「寶石鑑定」，因太具技術性，引來爭論；朱敬一院士認為，通識是基本溝通技巧、共同文化價值，通識應該是對其他專業的理解、欣賞、包容、評價；通識在幫助成為一個完整的人，先學做人，才夠格做專業人；通識課程的目的，在於貫穿、延展、銜接，以法律為例，最需念的3名課是法制史、法理學、比較法，比較法是跨國間的串接、法理學是哲學的串接、法制史是時間的串接；目前的社會分工太細，通識教育是為增加社會的向心力，非離心力，必需先有通識，才有專業；通識不會是在實驗室裡。

Jared Diamond寫的《槍砲、病菌與鋼鐵》，他是生物系教授，但如果沒有通識背景，是寫不出從大地演化、加入流行病學擴散，從大歷史去回答問題的大書，以及為何是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印地安人，而不是印地安人征服西班牙人，書內有歷史的必然性，有狂野的思考，不只是生物學可以涵蓋，好的理論大部份來自己內在的觀照與領略。通識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吸收、多接觸、多探索，甚至是胡思亂想，通識在訓練大家99.9%的共通性，再加上0.1%的創新(狂野想像)。

最後朱敬一院士談如何在校園內蘊育出個人的人文感覺，他從「從黃春明談到木心」的故事說起。他有一次與鄉土作家黃春明聊天，那時兩人談到風箏，黃春明說城市人沒文化，鄉下人談風箏每一件事都是動詞，剝、切、烘、糊、綁、拉，均涉及人的交談與互動，文化就在其中，城市人談風箏只有一個字「買」。文化都是動詞的環境運作，文化大多在人間，中研院院士邢義田，騎單車在中研院附近隨興探訪，發現民間信仰寺廟、壇等許多有趣、過去不曾發現的現象與文化故事。

繪畫、文學家木心，文革其間有著極悲慘遭遇，她因歷經刻苦銘心的大環境，激發出深思、慷慨、激情，呈現出藝術上的最好以及獨特性;朱敬一院士指出，很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都是歷經重重苦難，苦難環境容易創造出好的文學家。人文社會環境的培養，需要外在環境，需要豐富涵養、煉獄的過程，還需要客觀以及可遇不可求的環境，才能讓人有體會。

朱敬一院士希望大家都能保有一些叛逆心，抱著每天是生命第一天的態度生活，而不是當成生命最後一天，最後一天，有太多的目的，有太多的禁忌，早已不勇敢、不叛逆；若是生命的第一天，就會如同小孩學步般的不會害怕、有著最原始的勇敢，去堅持做一些事。

朱敬一院士簡介：朱敬一院士，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研院院士，世界科學院院士。
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經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與國科會主任委員等要職。龔自珍為其五代祖，執筆屬名、非屬名評論多年，從「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教育鬆綁」、「基本人權」到「騎哈雷飆經濟」，是當代最入世的重筆學者之一。積極參與學術、實務及社會活動，也常應邀於平面媒體撰寫專欄，探討社會現象、政治問題與國際金融等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