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的醫院，總是比平常忙。一是診所休假，病人會湧進大醫院，二是假期人流南來北往，順便助長了病毒的交流，流感和腸胃炎都是過年特色，三是很多沒有跟長輩同住的子女回家終於發現長輩的病痛，於是也一起趕在過年就醫潮中，加上臨床的人員也要輪流休假，年假時的臨床工作，常是平常的兩倍以上。2020年的一月，農曆的過年又比往年早，過年前上班日只有兩個多星期，但是，因為聽說著對岸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大家研判這次一定躲不過，尤其接下來的過年返鄉潮，病人一定會進來，醫院裡早早就開始部署，開始演練。身為「感染症示範病房」，除了一般的教育訓練，我們病房馬上開始找上所有會在過年值班的第一線醫師、專科護理師、以及病房的護理師，開始一次又一次的演練、穿脫、動線模擬、採檢、再複習。

 

在年假來臨的前一週，難得和好朋友安排了一個短短的出國休假，原本打算休假回來正好養足精神來應付過年的忙碌，不料回程出了差錯，差一點趕不上回來的飛機，也代表會趕不上除夕夜的值班。生平第一次在機場報到櫃台前哀求「我是醫師，我明天要值班，我一定要趕上這班飛機」，還好航空公司通融幫忙，幫我完成回台灣值班的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現在想想，好像是一個預兆，那個時候，也完全不知道這趟飛回來，整個2020的上半年都不能再出門。

 

 

雖然即使人在國外的那段時間，手機裡感染管制中心的LINE群組，一直沒有停過的傳來各種訊息，因為跟大家有時差，好幾天裡幾百則的未讀訊息就等著剛起床的我，整個感管團隊也不分日夜的一直討論從門口管制到避免院內感染傳播的各種措施，並且隨時更新著國家疫情指揮中心的各種政策。但手機裡再多的訊息，都比不上踏進病房時，看到向來總是「滿、滿、滿」的病房空了出來，只承接疑似或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患的現場，來得有真實和臨場感。護理師們終於在每一次要至病人單位時，穿起了全身型防護衣，戴起了面罩，包得沒有一個人認得另外一個人，這一天，終於到了。時值過年，很多東西叫不到貨，一方面要確保防護裝備，一方面大家要計算備品庫存剩多少；資深的護理師一方面要用17年前SARS經驗當領頭羊，一方面又要帶領年輕新血。以為輕鬆上手的臨床工作，再也不那麼理所當然，就連病房的書記都自願的來加班，幫忙護理站的行政工作，每天雖然上班的人很多，護理站也很顯得忙碌，每天大家也都還是加班再加班。

 

而我們所謂「感管醫師」和『感管護理師』，病房工作以外的大討論會、小協調會、流程確認、院內管制措施研擬，沒有一項不讓人耗盡心神，有時我們花了一兩個小時討論出來的結論，隔天又被新的院內政策或國家指令「滾動式修正」（等於打臉），又要打掉重練。我們的感管護理師，每天加班到三更半夜，連媽媽護理師家裡的孩子，也在這段時間習慣媽媽不會在他們睡覺前回到家、必須和爸爸相依為命的生活步調。穿插在一個又一個會議中的是，來自急診或其他病房區的詢問，包括病人的去向、風險、安置、是否通報等等，更是把總醫師和感管護理師的電話占得滿滿。雖然我們是感染科，當時對這個新興傳染病的認識程度其實並不比別科的醫師熟悉多少，但是瞬間其他人都認為感染科know everything，我們一下子變成「算命仙」，掐指就可以算出眼前的這個病人是不是感染者？或者，他接觸的某個親友，是不是感染者？常常同一個臨床情況，同仁們會一問再問，問過感管師不夠，還要打給總醫師，總醫師回覆完不滿意，要再打給主治醫師，主治醫師回應後還是沒能讓同仁放心，要再問過感管中心主任，甚至是感染科主任同時身兼醫院副院長及傳染病南區醫療網副指揮官的柯文謙教授，也常常得要面對處理所有人心中的不安。

 

知識層面之外，民眾和醫師都是滿滿的恐懼，整個過年，我們不知道被詢問了幾個主訴是「昨晚有接觸中國（非湖北武漢）回來的朋友，現在喉嚨有點怪怪的」，「前天去OOO[從事某件事]，旁邊好像有個帶中國口音的人，早上起床有點流鼻水」想要檢查有沒有『武漢肺炎』的病人，感染科從來沒有這麼被需要過。一瞬間，所有從中國回來的人，或者帶有中國口音的人，不管有沒有生病，不管是不是自己的親朋好友，還是只是某個擦肩而過的路人，全部都變成了「（某種致命）病毒的帶原者」。這個情境，其實非常似曾相識，就像我們感染科在平日照顧HIV病毒感染的病人，所謂的風險族群，不論這個族群是不是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常常就被視作等同於感染者，然後被標籤化。傳染病帶來污名化和隨之而來的群眾恐懼，是如此的似曾相識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經過了兩週的運作，漸漸的病房的大家也都慢慢熟悉了，漸漸的防護裝備也慢慢修正，依據國家指引，在防護和臨床實用性上取得了平衡，看著一個一個符合當時通報定義被收進來的病人，紛紛在兩次陰性檢驗結果後解除隔離，逐漸成為一種日常。電視上的確診數字，好像離機場比較近，離我們遠一點。然後，那天，一個完全不在當時疾病的通報定義裡的病人，竟然確診了！

 

還記得，那個時候，雖然我們醫院已經是疾管署的合約實驗室，可以操作PCR核酸檢驗，但是，突然冒出來的陽性報告，也讓實驗室繃緊的神經更加緊繃，這份檢體，還馬上送到中央的實驗室進行再確認。那時的記者會，不像現在每天固定下午兩點準時上映，都是隨時因應疫情突發消息，有時一天開上兩三次。我記得，公布我們第一個個案的記者會，是晚上十點加開的，這個時間的記者會通常沒好事，那天晚上，我也剛剛離開醫院回到家，坐在我的餐椅上收看直播記者會，並且跟全國的民眾一起聽到我的病人的確診消息。然後，我從家裡打了電話到護理站，跟當班的護理師確認報告，並提醒護理師小心，我也從家裡打了電話到病人的病室，親自跟他說明檢驗結果；當然，有關注記者會的他，也幾乎已經意識到自己成為確診案的某一個數字代號。一瞬間，原本已經有點上手的病房氛圍，隨著確診個案的出現，空氣裡多了一股緊張感。
 

於是，我們開始了照顧確診病患的臨床生活。詢問病況、穿上隔離衣採檢照護、等候中央回覆報告、通知病人報告結果（陽性、陰性）、再採檢、再等待。當時，還沒有任何有效的藥被證實，即使是確診病人，治療主要還是支持性療法，所幸病人是輕症肺炎，也順利地恢復健康，順利的在不算太長的時間裡得到解隔密碼「三採陰」！雖然藥物醫療上，我們能做的事情不多，但是，卻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幫忙病人調適心情，住在隔離房裡只能在不到十坪大的小空間裡活動並且「被強迫」無所事事，和我們平常在忙碌中有時候會期待過上的幾天悠閒生活，是完全的不一樣的景況。在為期不短的時間裡只能非常有限度的活動，對任何人都是極大的身心壓力，所以病房的護理師每天也都是盡力的開導病人，鼓勵病人維持正向思考，來幫助疾病的復原。我也常常跟病人說，最重要的治療是「吃好、睡好、練身體」，雖然這樣的醫囑感覺有點不學無術，但是卻是非常實用呢！

 

 

   

三月的回國潮，搭配零星幾個不明來源的本土個案，全國人民的神經跟著每天不中斷的記者會繃緊又放鬆，放鬆又拉緊！雖然我們也曾偷偷的拿每天「＋」的個案數來賭下午茶雞排（賭輸的請全病房吃雞排），但是，對醫院的我們，其實更重要的是要跟著每天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政策滾動式調整院內的防堵措施。最大的改變是，從二二八連假那個週末，疾管署公布社區性肺炎（特別是不明原因）也要列入臨床懷疑的情境，須做檢驗或通報，所以，病房開始也要收治一些美其名是社區性肺炎的的病人，但其實反應在臨床情境裡，就是「胸部Ｘ光髒髒」的病人。一下子，病房照顧的人從走來走去的歸國旅遊者，變成多種共病的慢性病人，於是，為了保護臨床醫護人員的隔離裝備，成為照顧病人的阻礙。病房於是又開始討論新的議題，針對兩群截然不同臨床照護需求的病人，為護理師們在保護自己和病人照護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並且能夠有效的應用在臨床處置上，好在保護自己的同時，還可以兼顧醫療品質。說實在的，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覺得很難很難。

 

當二三月時，零星的社區個案已經讓前線急診、各病房單位、更甚者其他醫院表現得草木皆兵，疾管署公布的病例通報定義（社區性肺炎）更坐實了敵人就在我們身邊的氛圍。雖然戰略上應該是料敵從嚴，盡量不要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病例，但是，當所有來院病人不論病況如何都被擴大解讀是疑似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卻可能會讓必要的醫療處置被延宕。記得那時候，有個從外面醫院通報衛生局疑似新冠疾病要求要轉來我們醫院（註：那時的照護建議，中重度以上的病人都要在像我們這樣等級的專責醫院治療），這個病人，是在工地工作的時候忽然失去意識，轉送到該醫院的時候發現是腦出血。

平時遇到這類狀況時，如果病人同時肺部也有一些類似肺炎的跡象，在沒有新冠肺炎的時候，這樣的肺部病灶通常會被解讀成因為患者失去意識，所以會有一些吸入性肺炎，即便是有肺炎，還是應該要處理第一急症—腦出血。但是，傳來的病史「據說」該病人在工地工作有接觸到一些「外籍勞工」，即使勞工們都沒有生病，這個病人就被擴大、再擴大、再擴大的解讀並且以可能疑似新冠疾病的個案被衛生局協助安排轉至我們醫院，而我們承接這樣的需求，則無論如何需要空出本院的負壓隔離加護病房床位來接收這個重症病人。挪動床位接受病人轉診不難，加護病房單位常在做，採檢疑似病例排除疾病也不難，我們從一月底就在做，但是大約需要兩天完成流程，可是，面對這樣需要緊急處置的病人，如果過度誇張新冠疾病的風險，則會讓他原本應該要立即進行的一些「救命」的手術被重新評估甚至被延遲，對病人極有可能是有害的。

 

還好，當時加護病房的負責醫師，是個很有魄力的學弟，我們雖然依據衛生局的協調接收了病人，但當再仔細詢問病史後，發現他所謂的接觸史完全不符合當時疾管署訂立的任何有效接觸，在社區感染風險仍是極低的前提下，該病人單就只是和「根本沒有出國的健康外籍移工」一起工作，不應該被視作可能染病情況（這裡當然也可以看出當時對外籍人士的歧視）。根據這樣的判斷，學弟取消了通報，讓他可以回歸常態醫療過程，針對他的腦出血作該有的處置，並且留下一句至今我都還引以為戒的話，他說：「這個病人通報疑似病例，是會害死他的！」

 

醫療系統外的人可能難以想像，不是最好每個有任何一點點沾上邊的人都抓來檢驗最萬無一失嗎？通報檢驗不是應該是要幫忙診斷救病人的命，怎麼又會害到病人呢？事實上，因為通報不是只有檢驗而已，附帶的是整個包裹在一起的處置，包括有對應的照顧準則，防護需求，隔離病房，接觸者造冊追蹤，乃至於醫療資源的分配等等，過度評估單一病人的染病風險，不僅會讓醫療處置增加難度，也會不當的浪費有限的醫療資源。就像前述病人，如果依據疑似個案處置，該開的刀可能會被延遲，所有的臨床人員需要穿上全套隔離裝備執行臨床照護，不僅增加照護難度還有額外的隔離物資浪費，加上他住的床位是加護病房最高等級的隔離床位，如果同時有位真的是重症的新冠肺炎患者，將會沒有辦法使用這個床位、得到該有的照護，這是有限醫療資源的排擠效應。作為感染科醫師，常常就得要幫忙決斷到底是或不是疑似病例，並且整合資源盡量做出最合適的處置，但是，其實我們都不會看面相，要在慌亂中維持科學理性做判斷真的還是很不容易。

 

 

時間進到了四月，雖然中間經歷了敦睦艦隊的小小亂流，但事實證明，練好身體身強體壯還是很實際的，艦隊裡雖然前前後後診斷了三十幾位的感染者，但大多是輕症甚至很多人是經由抗體的檢查進一步採檢而得到診斷，本身沒有症狀或是症狀非常的輕微。隨著國際旅遊的幾乎停滯，當然也在國家指揮中心的有效管理下，台灣在五月迎來了一個月以上的「無本土個案」，疫情好像是停下來了（說實在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病房裡的病人，也跟著全國解隔人數逐漸一個一個出院。我和病人們終於可以在他們出院回到門診後，親自見一見彼此的廬山真面目（雖然還是隔著醫療口罩）。民眾開始慢慢地開始活動，學習把防疫態度融入生活（跟隨衛福部官方LINE帳號裡總柴小編聲聲叮嚀），也開始偷偷在想什麼時候可以再出國（醫護出國禁令到六月底，但其實連年底的國外醫學會議，也都已經公佈線上舉辦了），看著國外的疫情，依舊在擔心下一波流行會不會來（我還是覺得一定會），我也實在不確定我們是否已經具備了應付像紐約那樣大流行的能力了？還是我們只能繼續祈禱社區那條（神秘的）隱形防線繼續作用而大流行不會發生在台灣？直到現在，還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小小病毒，會讓全世界變成現在這個停滯狀態（航空公司不知道要倒掉幾家），狠狠打臉全世界所有引以為傲的進步成就，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終究還是渺小的。

 

四個月就這樣匆匆過去了，其實感覺很超現實，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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